2025年4月，菲律宾华商郭从愿与其司机阿玛尼·帕比洛被绑架撕票，引发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强烈震动，也再次揭开了华人群体在菲频遭绑架勒索的隐忧。郭从愿的死亡被认为是华人社会长期面临有组织犯罪渗透的一个缩影。
这一切并非孤立事件。自2016年菲律宾政府将网络博彩合法化以来，身份监管混乱、法治薄弱、各级官僚体系各自为政，以及腐败横行，使得菲律宾成为跨国资本和犯罪网络的理想落脚地。
2025年4月9日，在马尼拉东北方约一小时车程的黎刹省罗德里格斯镇，一位当地居民在草丛中发现两具用尼龙袋包裹的尸体。死者仅穿内衣，面部缠满胶带，身上多处勒痕与血迹。警方到场后确认身份：为华商郭从愿（又名Anson Que或Anson Tan）及其司机帕比洛。两人最后一次露面是在3月29日，当时郭从愿乘坐由帕比洛驾驶的雷克萨斯从瓦伦瑞拉市的办公室离开。
据菲律宾警方调查，郭从愿原计划于3月28日前往布拉干省梅卡瓦延一处房屋，与一名中国籍女子会面，实际见面时间推迟至29日。自此之后，两人失联。
《菲律宾商报》披露，3月30日郭家收到绑匪微信消息，要求2000万美元赎金。家属随即向菲律宾国家警察反绑架大队（AKG）报警，并在随后三次支付了共计约2.1亿比索（约合260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然而，郭从愿依然毫无音讯，直至4月9日尸体被发现。
4月18日，警方在巴拉望岛逮捕两名菲律宾嫌犯——理查多·奥地利与雷马特·卡特奎斯塔。次日，中国籍嫌犯戴维·谭·廖自首。三人被控“绑架勒索致人死亡”。据司法部通报，卡特奎斯塔负责看守受害人，戴维·谭·廖则租下作案房屋，并疑似清理现场指纹。
案发现场共五名嫌犯，其中两名中国籍主谋——乔宁·林与龚雯莉仍在逃。警方称，这二人在郭从愿被禁锢期间全程在场，并与戴维·谭·廖共同策划行动。5月17日，龚雯莉在长滩岛一间酒店内被捕。她乔装打扮时被捕，现场还有一名试图协助伪装的中国籍“美发师”男子。
警方指控，龚雯莉以购房为名诱骗郭从愿赴约，并主导后续赎金谈判。据其供述，赎金被兑换成USDT加密货币，其中大部分已通过柬埔寨的Huione Pay（汇旺App）平台提现。汇旺总部设于柬埔寨金边，已被美国财政部列为高风险实体，涉嫌协助“杀猪盘”等犯罪集团洗钱。至5月11日，警方冻结了部分加密货币资产，但约140万美元赎金已成功从柬埔寨提现。警方正追查这些资金的最终接收者。
郭从愿案并非个案。2024年1月，一名德国华人及奥地利华人被邀赴菲“考察”，抵达后即被绑架，赎金约130万元人民币，支付后两人至今失联。2024年6月，又有两名赴菲洽谈医疗器械业务的华人被绑架杀害，幕后主谋是台湾籍女子陈妤瑄，后在韩国落网。
郭从愿的身份格外引人注目。他出生于福建永春，28岁赴菲打工，凭借在钢铁行业的积累，1990年创办Ellison Steel公司，后涉足房地产、矿业、餐饮等多领域。尽管媒体称其为“钢铁大王”，《菲律宾商报》执行总编辑蔡友铭认为，其主要从事贸易而非生产，菲华社会更倾向称他为“侨领”。
案情之所以迅速推进，也与郭的侨领身份密切相关。一位接近郭家的知情人士表示，在菲律宾，绑架案非公诉罪，若受害人家属不作证，警方难以立案。而此次案件，由于郭家提出高额悬赏，加上中国驻菲使馆和中方警方高度重视，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也表态关注，才促使警方迅速行动。
在蔡友铭看来，针对华人的绑架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司空见惯。他回忆说：“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宗绑架华人的案件，华人家长严禁子女外出，放学必须立刻回家。”当时警方披露的绑架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1992年上半年共报案30起，但估计每周实际发生近10起，九成受害者为华裔。
菲律宾问题专家代帆指出，彼时华人虽仅占1%人口，却掌控三分之一的大企业，自然成为绑匪眼中“高收益目标”。
“恢复治安运动”（MRPO）领导人洪玉华称，90年代绑架案中的华人受害者往往选择私了，不报警，绑匪要价也快、准、狠，形成“完美犯罪”循环。马尼拉华人社区在当时形成封闭式生活方式，傍晚即关门闭店，子女纷纷送往海外读书。
然而，根源问题远非个人谨慎可解。洪玉华在回忆文章中指出，马科斯独裁被推翻后，军警系统失去特权，基层收入陷贫，警察逐渐被黑帮渗透。1992年，时任总统拉莫斯更因警察涉绑架丑闻解雇全国警察总长。律师蔡威廉调侃说：“纽约警方反应7分钟，伦敦3分钟，菲律宾最快——绑匪作案时警察已在现场。”
这也让马尼拉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被称为“世界绑架之都”，甚至远超南部动荡的棉兰老岛。1993年，15岁华裔女孩夏玲在被绑架后遭枪杀，引发华人社区2万人游行抗议。标语“夏玲之后，下一个是谁？”成为时代伤痕的印记。
舆论压力终让政府出手整治。1999年后，局势逐渐缓和，直到网络博彩带来新一轮地下经济繁荣。而今，历史似乎再次循环。
郭从愿案再次震动菲华社会。尽管菲国政要与警方多次承诺严打绑架犯罪，但现实中，侨社依然普遍选择“低调处理”，原因在于绑匪常常具备复杂背景，且案件涉及地方警政系统，不愿激化冲突或引发连锁报复。一位菲华中年企业家无奈表示：“真要追究到底，很可能就是你家亲戚、你认识的某个警察，或者他朋友干的。”
过去几年，不少侨领或资深媒体人反复呼吁改革菲律宾警政系统，然而收效甚微。反倒是随着中国近年来大力打击“赌诈灰产”，更多华人犯罪集团转入菲律宾寻求保护伞。一位在菲华人评论道：“以前是老菲律宾绑架华人，现在是中国人骗中国人，菲律宾人只是帮忙打杂、抬尸体。”
警方通报显示，在郭从愿案中，赎金兑换与提现均由菲籍嫌犯操作完成，华人嫌犯主导策划，菲律宾人负责线下执行和“背锅”。这种“中资策划、菲人执行”的模式已成某种共犯结构，一旦有事，轻则逃往柬埔寨、泰国等国，重则推给底层菲劳处理。加密货币与线上支付平台的便利，使得犯罪路径更为隐秘、洗钱更为高效，进一步加大侦破难度。
与此同时，菲律宾本地执法力量则普遍缺乏技术能力追查链上资金流，也少有资源配合跨境执法。在郭从愿案中，若无中方提供钱包地址、追踪技术及情报支持，警方恐怕难以冻结赎金账户。
2024年6月，中菲警方合作成功遣返一名策划大量电诈绑架案的嫌犯“杨建民”，也推动郭从愿案调查取得关键突破。菲媒称，中方警方此次提供了汇旺支付平台在菲主要涉诈账户名单，有助菲律宾识别更多潜藏的华人犯罪网络。
但问题远未结束。近年来，菲律宾在华人社会内的“黑灰交织”问题愈演愈烈：既有做正当生意的白名单企业，也有深陷灰产的地下资金流动体。尤其是网络博彩与其周边产业（洗钱、虚拟资产、人口招募、绑架勒索）形成高度依附结构，使“绑架”不仅是暴力犯罪工具，也成为控制、惩罚、敲诈的手段。
郭从愿案也让侨社再次警醒。2025年4月，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呼吁政府尽快制定针对侨民绑架案的特别打击机制，并加强跨国洗钱链路的司法合作。5月，《菲律宾星报》评论指出：“在华人社会内部，绑架已不仅是外部威胁，更是内部腐败与组织性犯罪全面渗透的信号。”
随着菲国治安持续下滑与“黑产”集团向社区渗透加深，越来越多在菲华商陷入两难：留下，担心沦为目标；离开，又难以放弃多年经营成果。一位受访侨领坦言：“我们不是不爱这个国家，只是它越来越陌生了。”
目前，菲律宾司法部门尚未公开本案完整案卷，外界也难以确认是否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落网。郭从愿家属未作公开回应，但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其家人正计划通过外交及法律途径寻求更高层次的司法支持与人身安全保障。
在中菲关系层面，该案也引发高度关注。据外交渠道消息，中方已向菲方表达“高度关切”，并强调需严厉打击跨国绑架犯罪，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