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菲律賓華商郭從願及其司機阿瑪尼·帕比洛遭遇綁架並被殺害。郭從願之死，引發了菲律賓華人社會對有組織犯罪滲透的集體憂慮。
這一切並非偶然。自2016年起，菲律賓政府推動網路博彩合法化。而身份管理的混亂、法治的薄弱、腐敗與各級官僚體系各自為政的現實，共同為外來資本和跨國犯罪開啟了方便之門。
2025年4月9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東北方向一個多小時車程的黎刹省羅德裡格斯鎮（Rodriguez），一位當地居民在一處偏僻草叢中發現了用尼龍袋包裹的兩具屍體。屍體的臉部纏繞著膠帶，手臂和胸口布滿勒痕，身上僅穿著內衣，頭上沾滿鮮血。隨後趕到的警方發現，兩名死者分別是菲律賓華商郭從願（Anson Que，又稱Anson Tan）和他的司機阿瑪尼·帕比洛（Armanie Pabillo）。
兩人最後一次被外界看到，是3月29日，郭從願乘坐帕比洛駕駛的黑色雷克薩斯轎車離開他位於瓦倫瑞拉市的辦公室。根據菲律賓警察總署調查，兩人原本要在3月28日前往布拉幹省梅卡瓦延（Bulacan Meycauayan）的一棟房屋，和一名中國籍女犯罪嫌疑人會面。但實際會面延至3月29日才進行。29日後，沒有人再看見過兩人。
《菲律賓商報》報道，3月30日，郭從願的家人在微信上收到綁匪消息，對方要求支付2000萬美元的贖金，以換取郭從願的性命。家人隨即向菲律賓國家警察局反綁架大隊（AKG）報案。郭的家人稱，他們分三次向綁匪共支付了總額高達2.1億比索（約超2600萬元人民幣）的贖金。但郭從願仍然沒有音訊，直到4月9日屍體被發現。
4月18日，菲警方在巴拉望島逮捕了兩名菲律賓籍犯罪嫌疑人理查多·奧地利（Richardo Austria）和雷馬特·卡特奎斯塔（Raymart Catequista）。次日，一名中國籍犯罪嫌疑人戴維·譚·廖（David Tan Liao）向反綁架小組自首。
經過菲律賓司法部的初步調查，三人被指控“綁架勒索致人死亡”。卡特奎斯塔負責看守郭從願和司機遭挾持、禁錮並最終遇害的房屋。戴維·譚·廖租用該房屋，他曾在3月29日進入便利店購買濕紙巾和塑料袋，疑似用於擦拭受害者車輛上的指紋，隨後將車輛棄置於奎松市（Quezon）。警方稱，案發現場共有五名犯罪嫌疑人，另有兩名中國籍主腦在逃，分別叫喬寧·林（Jonin Lin）和龔雯莉（Gong Wenli，音譯），兩人“在受害者遭囚禁期間全程在場，和已經落網的嫌犯戴維·譚·廖共同行動”。
5月17日，在菲律賓長灘島的一家豪華酒店，中國籍犯罪嫌疑人龔雯莉被捕。警方稱，被捕時，一位身份是“美髮師”的中國籍男子吳某正準備用一個金髮頭套幫龔雯莉喬裝打扮。
警方將龔雯莉視作這起綁架殺人案的“關鍵嫌疑人”：正是她負責將郭從願約到布拉幹省梅卡瓦延的公寓，實施綁架，並在綁架後和家屬聯繫贖金事宜。根據其供述，龔雯莉以買房為由，約郭從願見面，將其控制後，用郭的手機和家屬聯繫進行談判，之後將贖金兌換成加密貨幣。
菲警方透露，郭從願家人支付的贖金先以比索支付給兩家賭場中介公司——九王朝集團（9 Dynasty Group）和白馬俱樂部（White Horse Club）的電子錢包賬戶，然後一部分被兌換成美元，再兌換成加密貨幣USDT（泰達幣），其中大部分金額（總額超過136.5萬美元，約7558萬比索）已通過位於柬埔寨的金融平台Huione Pay（匯旺App）賬戶提現。匯旺App的總部設在柬埔寨金邊。就在今年5月，美國財政部以“匯旺App”涉嫌洗錢為由，禁止美國公司為其開設或維護代理銀行賬戶，以禁止其進入美國金融系統。美國財政部下屬的金融犯罪執法網路部門（FinCEN）表示，“匯旺App”涉嫌為包括“殺豬盤”詐騙在內的一些組織的巨額加密貨幣進行洗錢，但“匯旺App”否認該指控。
截至5月11日，菲律賓國家警察局反網路犯罪小組（ACG）表示已在境外發現了價值20.59萬美元（約1140萬比索）的加密貨幣，並將其凍結，但至少140萬美元的贖金都已從柬埔寨提現。
5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菲警方說，接下來的任務重點是追蹤和追回贖金，並調查出“誰是最後的收款人”。
自去年開始，菲律賓屢次發生針對華人的綁架殺人案。去年1月，居住在德國的中國籍男子和一名奧地利華人受邀前往菲律賓進行商務考察，抵達後即被綁架。家屬在支付了約130萬元人民幣的贖金後，兩人失聯至今。綁匪要求家屬使用數字貨幣支付贖金，並通過微信進行威脅和勒索。去年6月，供職於中國醫療器械企業的一名中國籍男子和一名美籍華人收到自稱為“李娜”的經銷商的邀請，在前往菲律賓洽談業務時被綁架殺害。犯罪嫌疑人本名陳妤瑄，來自中國台灣，後在韓國被捕。
和這些遇害者相比，郭從願是菲律賓華人社會的頭面人物，他的遇害尤其令菲律賓華人社會震驚。
公開資料顯示，郭從願1957年出生於中國福建省泉州市永春縣的一戶普通農家，小學畢業後輟學回家務農。28歲時，郭從願來到菲律賓，進入一家鋼鐵公司打工，每天搬運鋼材、清理倉庫。他從基層起步，在掌握鋼鐵經營的規則後，於1990年離開企業，創辦了自己的鋼鐵貿易公司Ellison Steel。
郭從願趕上了時代的機遇。1992年上台的菲律賓總統菲德爾·拉莫斯（Fidel V. Ramos）與菲南部的激進組織和解，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還採取了一系列促進外資投資的經濟開放與改革舉措。隨著業務擴展，郭從願的商業版圖延伸到了房地產、礦業、養殖和餐飲等多個行業，其中鋼鐵業務遍布東南亞。
郭從願遇害後，他被媒體冠以“鋼鐵大王”的稱號，但《菲律賓商報》執行總編輯蔡友銘告訴本刊，郭從願主要涉足鋼鐵貿易而非生產，規模並不及其他華裔鋼鐵製造商，因此菲律賓華人社會很少將他稱為“鋼鐵大王”，而更多地稱他為“僑領”。他提到，郭從願在馬尼拉的粵菜餐廳很受歡迎，菲律賓華裔社區常常在那裡聚會。
一名接近郭從願案的消息人士告訴本刊，在菲律賓，綁架不是公訴罪，因此若被綁架的受害人或家屬不願意出來作證，沒有原告，很難證明綁匪的罪行，警方就可能會釋放綁匪。以往華人被綁架後，為了增加警方的積極性，推動破案，在菲華人都會組織捐款作為懸賞資金，而郭從願遇害後，華人社區籌集的捐款數額尤其大，“如果沒有這筆錢，警察可能就沒有破案的動力，因為作案者和受害者都不是菲律賓公民，他們認為，你們中國人之間的事情，為什麼要我們菲律賓人來解決？”
郭從願的中國公民和僑領身份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警方對案件的調查。這名消息人士說：“郭從願今年3月出席過福建省政協會議，因此中方公安部門、中國駐菲大使館都非常重視這個案子。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Marcos Jr.）也發表聲明要求破案，各方壓力之下，郭家又提出賞金，警方就很積極（破案）了。”
在涉及菲律賓的新聞中，針對“華人”的綁架勒索案並不是件新鮮事。蔡友銘對上世紀90年代初自己上中學時的治安局面記憶猶新。“那時候幾乎每隔一天都有一樁針對華人的綁架案。父母禁止我們去同學聚會，不讓我們出去玩，放學以後必須馬上回家，不能到處亂跑。社會上的謠言和假新聞也很多，搞得人心惶惶”。
蔡友銘說，他的一位家人也曾在放學途中被綁架，“綁匪確定目標前會跟蹤多時，會根據你上學乘坐的車來判斷你家的財力。如果綁架了一個孩子，綁匪會和你套話，問你家是做什麼行業的，再判斷應該勒索多大數額的贖金。綁匪多會先說一個很大的數字，再通過談判確定具體金額。”蔡友銘說。
1992年，菲律賓國家警察局統計的綁架案數據是上半年共30起，但警方估計每周都有平均10起“未被報案”，其中90%的受害者是華裔。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菲律賓研究中心主任代帆告訴本刊，那時菲律賓社會出現的綁架潮主要針對的是華人群體，是20世紀上半葉動蕩年代期間，或者更早以前抵達菲律賓並且紮根在此的。上世紀90年代，華裔僅占菲律賓人口的1%，但控制了該國500強企業中的三分之一。
有錢，又是少數族群，使菲律賓華人成為犯罪分子眼裡的高回報目標。華人社會組織“恢複治安運動”（MRPO）領導人洪玉華（Teresita Ang See）說，當時針對華人的綁架是一種“完美犯罪”：華人不報警，不與警察合作，每個被綁者家屬都會付錢，付款速度也很快。
當時，華裔們過起了“防禦性生活”：避免和陌生人來往，篩查自己的員工，減少夜裡出門；馬尼拉唐人街所在的岷倫洛（Binondo），商店傍晚五六點就關門歇業，華人將年幼的孩子送到新加坡等國留學，沒有讓孩子出國的家長則限制孩子前往商場、電影院等娛樂場所。
但這些做法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解決治安問題仰賴的執法力量本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洪玉華在《恢複和平與秩序，捍衛人權與人類發展的菲律賓經驗》一文裡寫道，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獨裁統治在1986年被推翻後，曾在軍事戒嚴時期（1971年到1986年）被優待的軍隊和警察系統權力被削弱，他們賺取外快的機會不再。1995年警察管理辦公室的一份內部報告稱，當時一級到三級警官中有60%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於是，警察逐漸成為犯罪組織的一部分。1992年，時任總統菲德爾·拉莫斯解僱了國家警察局局長塞薩爾·納紮雷諾（Cesar Nazareno），原因便是其手下的高級警官涉嫌參與綁架、賭博和其他犯罪活動。華裔律師蔡威廉（William Chua）用一句話總結菲律賓“警匪勾結”的程度：“在紐約，警方對綁架案的反應時間為七分鐘；在倫敦，警察只需三分鐘就能抵達現場；菲律賓的警察反應速度是最快的，犯罪發生時，他們就能到達現場。”這也是為什麼馬尼拉成為舉世聞名的“綁架之都”：20世紀90年代中葉，哪怕是在“阿布沙耶夫組織”和“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不斷製造分離主義和激進主義武裝活動的棉蘭老島（Mindanao Island），每年發生的綁架案都沒有首都地區多。
1993年1月，15歲的華裔女孩夏玲（Charlene Mayne Sy，音譯）在上學途中被綁架，在解救行動中被綁匪主謀當成“人盾”，在警方與綁匪的交火中被射殺。夏玲之死使菲律賓華人意識到，必須主動爭取自己的安全和權益。洪玉華組織起“恢複治安運動”，領導華裔民眾在岷倫洛舉行了聲援夏玲的遊行和罷工罷課活動，那場遊行隊伍蔓延了10公裡，有2萬多人蔘加。人們印製了10萬張寫著“夏玲之後，下一個是誰？”的海報，舉在人群中，貼在車上、商店門口，希望菲政府採取行動打擊犯罪，保障華裔社區安全。不久後，又有兩起綁架案發生，三名受害者都是菲律賓人，讓全國範圍內都點燃起了針對治安問題的憤怒。
局面直到1999年開始才有所好轉。時任菲律賓總統格約瑟夫·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撤換了原有的國家警察局局長，任命了常年負責反綁架和反腐敗工作的潘菲洛·拉克森（Panfilo Lacson）擔任這一要職。拉克森著力消除警員中的“賄賂文化”，他拒絕收受大集團的賄賂，也禁止警察勒索小販，並將財政和後勤85%的資源分配給警察一線部隊，僅15%留在警察總部。蔡友銘記得，拉克森的執法風格也非常“鐵腕”，他允許警員在執勤中直接打死有反抗行為的綁匪。這一做法雖然存在法律爭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犯罪分子。
此後，在華人社會的壓力下，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還在2003年宣布成立國家反綁架特別工作組（NAKTF），國家警察局也組建了總統反犯罪緊急響應小組（PACER），對綁架事件進行打擊。針對華人的綁架案也就漸漸銷聲匿跡了。
但這些做法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解決治安問題仰賴的執法力量本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洪玉華在《恢複和平與秩序，捍衛人權與人類發展的菲律賓經驗》一文裡寫道，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獨裁統治在1986年被推翻後，曾在軍事戒嚴時期（1971年到1986年）被優待的軍隊和警察系統權力被削弱，他們賺取外快的機會不再。1995年警察管理辦公室的一份內部報告稱，當時一級到三級警官中有60%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於是，警察逐漸成為犯罪組織的一部分。1992年，時任總統菲德爾·拉莫斯解僱了國家警察局局長塞薩爾·納紮雷諾（Cesar Nazareno），原因便是其手下的高級警官涉嫌參與綁架、賭博和其他犯罪活動。華裔律師蔡威廉（William Chua）用一句話總結菲律賓“警匪勾結”的程度：“在紐約，警方對綁架案的反應時間為七分鐘；在倫敦，警察只需三分鐘就能抵達現場；菲律賓的警察反應速度是最快的，犯罪發生時，他們就能到達現場。”這也是為什麼馬尼拉成為舉世聞名的“綁架之都”：20世紀90年代中葉，哪怕是在“阿布沙耶夫組織”和“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不斷製造分離主義和激進主義武裝活動的棉蘭老島（Mindanao Island），每年發生的綁架案都沒有首都地區多。
1993年1月，15歲的華裔女孩夏玲（Charlene Mayne Sy，音譯）在上學途中被綁架，在解救行動中被綁匪主謀當成“人盾”，在警方與綁匪的交火中被射殺。夏玲之死使菲律賓華人意識到，必須主動爭取自己的安全和權益。洪玉華組織起“恢複治安運動”，領導華裔民眾在岷倫洛舉行了聲援夏玲的遊行和罷工罷課活動，那場遊行隊伍蔓延了10公裡，有2萬多人蔘加。人們印製了10萬張寫著“夏玲之後，下一個是誰？”的海報，舉在人群中，貼在車上、商店門口，希望菲政府採取行動打擊犯罪，保障華裔社區安全。不久後，又有兩起綁架案發生，三名受害者都是菲律賓人，讓全國範圍內都點燃起了針對治安問題的憤怒。
局面直到1999年開始才有所好轉。時任菲律賓總統格約瑟夫·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撤換了原有的國家警察局局長，任命了常年負責反綁架和反腐敗工作的潘菲洛·拉克森（Panfilo Lacson）擔任這一要職。拉克森著力消除警員中的“賄賂文化”，他拒絕收受大集團的賄賂，也禁止警察勒索小販，並將財政和後勤85%的資源分配給警察一線部隊，僅15%留在警察總部。蔡友銘記得，拉克森的執法風格也非常“鐵腕”，他允許警員在執勤中直接打死有反抗行為的綁匪。這一做法雖然存在法律爭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犯罪分子。
此後，在華人社會的壓力下，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還在2003年宣布成立國家反綁架特別工作組（NAKTF），國家警察局也組建了總統反犯罪緊急響應小組（PACER），對綁架事件進行打擊。針對華人的綁架案也就漸漸銷聲匿跡了。
2019年起，菲律賓又陸續出現了一些綁架事件。蔡友銘說，當時，由於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國籍人士，和菲律賓本土華人沒有交集，因此“華裔也不太關心”。在馬尼拉從事跨境電商的中國人阿軍幾年前曾在一個商會飯局上認識了郭從願，但後來和他來往不多，他告訴本刊，對方作為知名僑商，可能不願意和他來往，“因為一方面他生意體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這裡多年的華僑，都覺得我們這些後來者是‘搞詐騙的’”。
後來者，指在菲律賓離岸博彩熱的大潮中大批到來的中國人。作為菲律賓華裔中的一員，蔡友銘證實了阿軍的直覺。2024年，蔡友銘到印尼萬隆參加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主辦的學術會議，他在會議論文裡寫到，他不把博彩業者看作“移民”，“他們形成了一個‘泡泡’，有自己的一個圈子，一些人連馬尼拉的中國城在哪兒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當地有中文報紙、中文學校”。至於來菲律賓的原因，“不是來賺快錢，就是來鑽菲律賓社會的漏洞、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
2019年起，菲律賓又陸續出現了一些綁架事件。蔡友銘說，當時，由於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國籍人士，和菲律賓本土華人沒有交集，因此“華裔也不太關心”。在馬尼拉從事跨境電商的中國人阿軍幾年前曾在一個商會飯局上認識了郭從願，但後來和他來往不多，他告訴本刊，對方作為知名僑商，可能不願意和他來往，“因為一方面他生意體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這裡多年的華僑，都覺得我們這些後來者是‘搞詐騙的’”。
後來者，指在菲律賓離岸博彩熱的大潮中大批到來的中國人。作為菲律賓華裔中的一員，蔡友銘證實了阿軍的直覺。2024年，蔡友銘到印尼萬隆參加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主辦的學術會議，他在會議論文裡寫到，他不把博彩業者看作“移民”，“他們形成了一個‘泡泡’，有自己的一個圈子，一些人連馬尼拉的中國城在哪兒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當地有中文報紙、中文學校”。至於來菲律賓的原因，“不是來賺快錢，就是來鑽菲律賓社會的漏洞、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
2019年起，菲律賓又陸續出現了一些綁架事件。蔡友銘說，當時，由於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國籍人士，和菲律賓本土華人沒有交集，因此“華裔也不太關心”。在馬尼拉從事跨境電商的中國人阿軍幾年前曾在一個商會飯局上認識了郭從願，但後來和他來往不多，他告訴本刊，對方作為知名僑商，可能不願意和他來往，“因為一方面他生意體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這裡多年的華僑，都覺得我們這些後來者是‘搞詐騙的’”。
後來者，指在菲律賓離岸博彩熱的大潮中大批到來的中國人。作為菲律賓華裔中的一員，蔡友銘證實了阿軍的直覺。2024年，蔡友銘到印尼萬隆參加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主辦的學術會議，他在會議論文裡寫到，他不把博彩業者看作“移民”，“他們形成了一個‘泡泡’，有自己的一個圈子，一些人連馬尼拉的中國城在哪兒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當地有中文報紙、中文學校”。至於來菲律賓的原因，“不是來賺快錢，就是來鑽菲律賓社會的漏洞、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
2024年2月到3月，菲律賓總統反有組織犯罪委員會（PAOCC）突襲了位於打拉省班班市的寶富園區，警方從園區裡的宏盛科技（Hongsheng Gaming Technology，Inc.，音譯）和尊元科技（Zun Yuan Technology，Inc.，音譯）兩家公司中，分別解救了800多名和600多名工人，其中僅尊元科技的600多名員工中就有202名中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士。被解救者稱，他們在園區裡目擊了詐騙等非法活動，外國工人多為非法移民，在園區期間曾遭受虐待和折磨。
媒體和參議院調查發現，寶富園區的水電費和物業費是班班市長愛麗絲·郭交的，而園區的地理位置恰好緊鄰班班市政府大樓。園區的地塊曾被愛麗絲·郭買入，宏盛科技的博彩牌照也由她申請，且她與幾位商業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擁有寶富園區的地產開發企業。甚至愛麗絲·郭的身份本身就是假的。事實上，她1990年出生於中國福建，12歲時持中國護照入境菲律賓，護照上的名字是“郭華萍”。2024年6月，郭華萍一度潛逃出菲律賓，當年9月在印尼被捕後被引渡回菲律賓。
這個光怪陸離的故事或許能解釋郭從願案件中的種種離奇之處。在警方公布的郭從願案犯罪嫌疑人中，許多人都使用多個名字，如此前被抓獲的理查多·奧地利，也被稱作裡查德·譚·加西亞（Richard Tan Garcia）；雷馬特·卡特奎斯塔則有個外號“胖子”。而龔雯莉除了阿欣（Axin），在警方通報中，還有多個別名，包括凱利·譚·林（Kelly Tan Lim）、鮑文麗（Bao Wenli）、和黃燕玲（Huang Yanling）。
蔡友銘解釋說：“菲律賓並沒有統一的身份證制度，民眾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各種證件作為身份憑證，比如駕照、社保卡等。雖然申領這些證件通常需要出生證明，但在一些偏遠或貧困地區，人們甚至連出生證明都沒有，僅憑村委會出具的證明也能申請。”這種制度漏洞，給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在生活中，甚至被警方逮捕時，都可能輕易使用不同身份，從而混淆視聽、掩蓋真實背景。
警方發言人讓·法哈多表示，郭從願案件中中國籍犯罪嫌疑人戴維·譚·廖除了郭從願案以外，還涉及另外五起綁架案，其中一起案件所使用的紅色福特SUV，正是拋屍郭從願和他司機的那輛車。但儘管如此，他仍然能夠以不同的身份遠離牢獄之災：有時候，他是楊建民（Yang Jianmin，音譯），有時候是蕭長江（Xiao Chang Jiang，音譯），有時候是邁克爾·阿加德·楊（Michael Agad Yung）。
郭從願案發酵期間，菲律賓民間反犯罪人士阿塞尼奧·埃萬傑利斯塔（Arsenio “Boy” Evangelista）在其社交媒體上發布了戴維·譚·廖曾與總統小馬科斯的姐姐參議員伊梅·馬科斯（Imee Marcos），及前總統發言人哈裡·羅克（Harry Roque）等知名政界人士在公開活動上的合影，只是當時他用的名字是“楊建民”。蔡友銘手下的記者在2024年9月30日拍下的照片顯示，“楊建民”和郭從願出席了同一個華人社團活動。可能，如此“高明”的身份切換術正是令郭從願放下了戒心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