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於2025年10月29日正式簽署《反離岸博彩法案》，全面禁止POGO運營，但隨後出現PIGO、特區i-gaming及雲博彩等新形式。這些變化揭示博彩業深層依賴問題，涉及地方財政壓力、國際資本滲透和政治利益平衡。儘管法律層面封禁，但實際執行中面臨換殼運營、技術規避和制度性挑戰，反映菲律賓經濟對博彩收入的長期依賴及監管複雜性。
新博彩形式的出現與運作
法案簽署後，菲律賓博彩業迅速出現三種替代形式：PIGO（菲律賓內陸博彩運營商）由PAGCOR推出，限定本地伺服器和用戶，但實際由前POGO團隊運營，技術架構相似，2025年8月涉及1.2億美元資金轉移案；特區i-gaming在特定地區以“技術支援”名義許可，允許境外公司通過空殼運營，規避中央監管，緩解地方財政壓力；雲博彩利用公海伺服器、VPN和加密貨幣實現去中心化，全國約1.2萬個非法網站月吸金超5000萬美元，前POGO員工轉入地下。這些形式在技術、資金流和監管漏洞上延續POGO模式。
政治經濟背景與利益博弈
禁令背後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地方勢力以財政崩潰風險要求中央妥協，如克拉克地區稅收損失2億美元，迫使允許特區發牌；國際資本如美國拉斯維加斯集團通過合作接手高端客源，數據連入美軍網路，推動去中國化；馬科斯政府平衡中美關係，以禁令換取中國投資合作及美國安全支援。政治清洗中，前政府關聯企業被代持重組，新牌照向盟友傾斜，形成“換人不換盤”局面。
社會影響與制度挑戰
民眾和參議員質疑禁令實效性，要求公開馬科斯家族資產，指向其親信持有PIGO牌照公司股份。博彩業依賴反映經濟結構問題：農業弱、製造業薄，博彩成為快速收入來源。參議員指出制度貪婪是根本問題，導致監管形式化。地下博彩技術升級加劇執法難度，雲博彩伺服器難以追蹤，凸顯法律與現實的脫節。
